据报道在西部甘肃省陇南山区，某所山顶小学，1至6年级共100多个学生，只有7个老师，其中还有2位是外来的志愿者。他们的教室破败不堪，课桌椅至少是几十年前的，甚至根本没有照明设备。校长称，装不起电灯，一般下午3点多，就让孩子们放学回家。看到这样的信息，爱通天下教育专员们都感到痛心。其实偏远贫穷省份的农村地区，同时承受着教育投入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，成为教育均衡化亟须关注的地区。事实上，高考城乡、区域性之间存在差异，加分等不公平也存在不公平因素，而正在进行试点的自主招生也可能存在瑕疵，公平成为从幼儿园到高考中全社会都始终关注的教育核心议题。

　　教育投入的巨大差距，主要源于其统筹层次太低。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本世纪初，全国大部分地方都把中小学下放到区，除了管理权限的下沉，对这部分义务教育学校投入的责任也落到了区级政府头上。这一改革的初衷是调动基层办学的积极性。事实证明，在改革初期，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。上海市教育系统人士向本报记者感慨：在发达地区的一些富裕区县，一些重点中学“简直应有尽有”。

　　但是在一些财力薄弱的区，政府办学则属勉力为之。特别是处在郊县或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政府，还要贴补乡镇以发展农村中学，财力相当紧张。事实上，高考城乡、区域性之间存在差异，加分等不公平也存在不公平因素，而正在进行试点的自主招生也可能存在瑕疵，公平成为从幼儿园到高考中全社会都始终关注的教育核心议题。

　　“投入的不均衡造成了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”，上海市华师大二附中副校长张大同表示，不容忽视的是，在城市里，财力薄弱的区往往地处中心城区外围，成为近年来城市发展中的“人口导入区”，区级财政举办义务教育的压力不断加大;而市中心区则因为就学人数的减少，学校和学生得到的投入都越来越多。

　　从全国范围看，义务教育经费以县级统筹为主更凸显出资金匮乏的矛盾。目前国家财政总收入中央占到了51%，县乡两级只能分享约20%，而据中央党校在“十五”期间的调研，全国在校初中生中农村学生占57.2%，小学生中农村学生占80%。而且县级财政状况普遍恶化，纷纷感觉力不从心。

　　此外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是以税收返还为主的，富县经济水平高，得到的返还就多;穷县都是农业县，得到的返还就少;这样的结果是穷者愈穷。

　　据估计，我国要全面达到“普九”标准，资金缺口达630.68亿元。这显然是“以县为主”的投入体制难以解决的问题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高中阶段的基础教育虽然不是义务教育范畴，但基层财政对重点高中都非常舍得投入。“重点高中是各个区教育的形象和品牌，他们的教育经费从未紧张过”，这位副局长直言不讳。

　　这反映出教育投入方面的另一种扭曲：各个教育阶段不均衡。自中央这一级开始，公共财政过多用于高等教育，而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。

　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，我国初等、中等、高等三级学校生均日常教育经费与人均GNP的比例为0.05：0.15：1.93，同其他一些国家相差悬殊。研究表明，基础教育阶段占有政府经费分配比重越大，则经费分配越趋于公平，也有利于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。而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在三级教育上生均投入相差过大，导致了教育投资内部结构的不合理。

　　让爱通天下教育专员感到放心的是，上海各个阶段的生均教育经费都高居全国前列，这意味着教学设施和教育质量的基本保障。

　　从2011年起，上海调整了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，具体为：小学从原来的每生每年1400元调整为1600元;初中从原来的每生每年1600元调整为1800元。

　　同样是2011年，同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福建省福州市，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标准，从小学350元/年、初中550元/年，提高到小学490元/年、初中720元/年，不到上海的1/2。

　　再以公办高校生均经费为例，2011年全国平均水平是19952.96元，而上海的这一数据几乎两倍于此，达 38465.34元，仅次于北京，居全国第二位。

　　地区差距之外，就是城乡差距。即使是在GDP总量高居全国之首的广东省，截至2012年，全省农村义务教育仍有53亿多元的沉重债务需要清偿。

　　统计数据显示，1995～2002年，东部3市(北京、天津、上海)与西部5省区(广西、贵州、云南、甘肃和青海)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3.23倍扩大到了3.85倍，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2.65倍扩大到了3.39倍。

　　城乡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则更大，以2002年为例：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，而占总人口60%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%。教育经费投入的失衡造成了办学条件的失衡，继而会导致教育观念、教师素质、科研能力等软资源的失衡。